百姓利益切身相关的公共建设将会受到影响甚至停滞。而与此同时，济宁市并拿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收回投资的计划，赢利的想法更接近于痴人说梦。所以，舆论的监督有利于清醒当地政府的头脑。同样是耗资巨大的工程，浙江农民企业家徐文荣投资200亿元重建圆明园，反对的声音与“标志城”相比弱了不少，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，“标志城”的政府行为色彩浓厚，而“圆明新园”则披上了民营企业经济行为的外衣——虽然它的建设和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参与是分不开的，但很显然，徐文荣还是承担了主要的风险。
        通过这些事件所散发的文化浮夸风，却更值得担忧。作家冯骥才在肯定“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有它的顶峰”的同时，也对“争着把钱贴到‘塔尖’上”进行了批评。而目前在各地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复古和仿制建筑的建设行为，就是争相地往“塔尖”上堆钱，一同被堆起来的，还有相互攀比、追求奢华的虚荣心，而这，却是传统文化不能承受之重，也和传统文化一直倡导的“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”精神背道而驰。传统文化是否得到弘扬，不在于建设了多少“大项目”，而应多考量与之相关的民族精神气质，融入了多少传统文化的底蕴。国家将清明节列为法定假日，踏青、荡秋千、放风筝、打马球、插柳、做青团等消失已久的文化活动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。回归传统，其实就是这么简单，百姓没有感受和参与的机会，政府花再多的钱也白搭。民间和政府虽然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达成了共识，但落实到具体操作上来，政府往往还是为自己的越俎代庖而陷于尴尬境地。
        材料52005年10月由韩国申报的“江陵端午祭”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“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”，一度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节“申遗”之争告终，留给中国人的是一连串关于保护传统文化的反思。2007年底，媒体又传出韩国学者提出汉字“申遗”的消息，如何保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再一次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焦点话题。
        2007年年底，《新快报》刊登出韩国学者提出的汉字“申遗”的消息称，韩国《朝鲜日报》曾报道韩国首尔大学历史教授朴正秀说，经过他十年研究和考证，认为是朝鲜民族最先发明了汉字，后来朝鲜人移居中原，把汉字带到了中国，才形成了现在的汉文化。他将建议韩国政府理直气壮地恢复汉字，并向联合国申请汉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
        随后《北京青年报》称，韩国联合通讯社已发表文章澄清汉字“申遗”并无根据，纯属“误传”。韩联社表示，据调查，首尔大学的韩国历史系和东方历史系里并没有朴正秀其人，韩国政府也没有把汉字作为韩国文化单独申遗的打算。紧接着《环球时报》公布了有关调查，称中国有些媒体的报道确有出入，但少数韩国人确有主张“汉字是韩国人发明”的(朴文基2001年6月出版了一本名为《汉字是我们的文字》的书；韩国还有一个大钟语言研究所声称：“创造汉字的民族并不是汉族，而是我们的民族(东夷族)。”)，但他们的主张在韩国并非主流。调查称，类似的奇谈怪论，在韩国一些学者和网络作品中还屡见不鲜，涉及中韩两个民族的文明发源、历史和神话人物、传统医药等等。两国专家认为，中韩近来不时擦出“文化火花”，双方今后都应多些宽容和克制，少传播民族主义情绪。在“汉字申遗”风波被澄清的同时，人们注意到，汉字在韩国确实很受重视：几乎所有的名胜古迹都用繁体汉字题名，不少著名企业在招聘时，也要考虑应聘者的汉字能力。不仅如此，韩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态度和行为也引发了中国人的思考。
        材料6在审视韩国对中华文化关注和重视的同时，我们也应该对传统文化有足够的重视和保护。反观韩国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态度，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一些东西。在韩国经济崛起的同时，文化同样发展起来，这与韩国民众和政府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是分不开的。在韩国，一处不起眼的小陶窑遗址，一段乱石砌成的古墙，一座小庙，都可能是国家重要的“有形文化财产”，被郑重其事地大兴土木建馆保护。紧贴汉城德寿宫墙原来是一条繁忙的马路，另一侧是政府机关和写字楼群。为了保护这小小的宫殿，首尔人拆了大楼，改了马路，把原地变成了一片绿地。
        相对于文物遗迹的保护，韩国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得也很出色。到韩国
金路公务员